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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记里的手表
发布日期:2019-03-13信息来源:市公安局浏览次数:字号:[ 大  中  ]

 

文/ 胡 杰

15岁时,我萌发了想要块手表的念头。因为那个阶段一直在记日记,所以,三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,关于手表的记忆仍十分清晰。

第一次对手表动心,是1981 年2 月17 日。当时,我初三的下半学期刚开始。这天的日记里,记的是二哥想买辆二六锰钢自行车,以及一只上海牌的双日历手表。当时,二哥看上的自行车卖260 元,而手表要147 元。

这个时候,二哥已经技校毕业, 进父母所在的国营工厂当了名车工。虽然工资不高,但毕竟有收入了。可凭他那点工资,显然离自行车、手表都很遥远。父母都是工人,工资不高。除了要供我和上师专的大哥念书,还得给老家的老人寄钱。所以在许多年里,我们家根本没积蓄,父母的工资几乎“月光”。父母买手表也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事。因大哥住校,要在学校买饭票吃饭,有段时间,我们家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。对此,我对大哥可能吃得比我好,还曾心生嫉妒。二哥想买新自行车、手表还有可说; 而依我们家的经济状况,我戴手表, 还是有点过于奢侈。

那时候,社会风气及我们学校里的校风,都和现在完全两码事儿。我所在的中学,是西安一所老牌重点中学。尽管有些同学的家长是很大的官, 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。同学们在学校里,谁学习好谁就吃得开,没人比老子当什么官。到了初三,同学中戴手表的越来越多。我想要块手表的念头因二哥想买表而萌发。具体表现是, 三天后,有次放学经过大庆商场时, 我让一个最要好的同学陪同去存了车子,专门考察商场的手表柜台。那次, 我看上一款日本进口手表。因价钱较贵,在我来说,纯属欣赏。

二哥的愿望在夏天到来时变成现实。邻居潘叔是个广州人,有海外关系,他本人又是采购员,脑筋十分活泛。6 月末的一天,潘叔从广州回来, 带回好多花花绿绿的走私货。从潘叔这儿,父亲给二哥买了块瑞士“飞鹰牌”双日历手表。瑞士有这个手表品牌吗?现在想来令人生疑。但这块手表只花了90 元,比类似款式的“上海牌”手表要少57 元钱,这足以让父亲下了决心。这天,我也喜出望外得到一件当时被称为“港衫”的长袖T 恤。第二天穿到学校,正好赶上学校拍初中毕业集体照。于是,我那件赶时髦的“港衫”就永久留下了痕迹。

上了高中,各种考试测验多起来,手表变得更像“必须品”。这时, 我们家属院有人弄了些电子表,在熟人中推销。液晶显示数字的电子表不像机械表那么漂亮,但它走时准,戴上轻,最关键在于它便宜。一块电子表只需要二十来块钱。院里已有好几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半大小子戴上这种表,我又游说母亲跟一起去那人家里看看。考察回来,少不了给母亲反复强调手表对我学习的重要性。上初中时,我差不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,中考成绩一塌糊涂。高中后,我好像突然开窍,知道学习了。尽管成绩还不够好,但我的认真态度母亲是清楚的。在我的乞求下,母亲动心了。那时, 花二十来块钱也是笔大钱,不是母亲一人说了算的。家里大事儿还得父亲拍板。然而,父亲却没同意。父亲是个对外人宽、对自家人严的人。他是厂里的司机,原先开卡车,后来开大轿车。小学时,有回跟他去烈士陵园玩,他花八分钱给我买了个面包。这是当年那种最常见的心形面包,平常我们只有看的份儿。我满心欢喜拿到手里刚要咬,父亲一同事的儿子从我们跟前经过,眼巴巴盯着我的面包。父亲二话不说,把面包一掰两半,给了那孩子一半,气得我差点没掉眼泪。印象中,这是父亲给我买的唯一零食。上中学后,学校要求我们带圆规。父亲图便宜,给我买了个铁皮做的土圆规,画图时非常不给力。我回家给他提意见。他反过来训斥我:“你一天又想吃好的,又想穿好的,还想用好的,哪来那么多钱?”我的一篇日记里,完整地记录了土圆规的故事。

1981年,社会上刚开始出现彩票。出于好奇我买过一张,忘了花了几毛钱。买过之后,我强烈地预感到会中奖,且会是二等奖以上。一家人一次次围桌吃饭聊天时,我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绪显然逐步影响到家里每一个人,包括我父亲。尽管买彩票花的是我用牙膏皮、橘子皮换来的零花钱, 但如果我中了奖,奖品理所当然会归我们家、而不是归我个人。在这种氛围下,父亲爽快地答应,我要是中了奖就买表。他告诉我,我看上的那种电子表还能买到。卖表那人也是厂里的职工,父亲的信息当然比较靠谱。

三天后,彩票悬念揭晓。我买的彩票果然中了奖,不过不是一等奖、二等奖,而是最末的四等奖。奖品是个铁皮茶叶盒,价钱和当初买彩票摊的本儿差别不大。也就是说,这只奖票并没给我们家带来什么财富。但毕竟父亲放出了话,中奖第二天,我就托二哥帮着我再去游说母亲。结果, 母亲答应两天后的厂休就和父亲一起去给我买表。我满心欢喜,因为四天后我们就要期中考试。长这么大,考试时我将第一次用上手表,这该是多带劲儿的事呀!

然而,两天后,我并没戴上表。至于父母为什么食言,日记里没有记载。此后日记里,几乎说的都是学校、同学、老师的事儿。我先是被语文老师指定去参加一个外空探索的征文比赛,忙着到校外听讲座之类;后来又和同学去陕西省博物馆参观了来自新疆的干尸展览;再后来,元旦临近, 老师说班上要开个联欢会,我和所有同学一样,又惦念起这件事情来。看来,手表对于我来说,确实是件可有可无的东西。

放寒假,我又去给家里卖过一次橘子皮。可是,跑了好几家中药店, 人家都不收。既然不收,橘子皮就是废物,我就把它们扔了。回家后,挨我母亲一顿骂。毕竟,这橘子皮往年都是要变成钱的。

这个时候,父亲因青光眼在陆军医院住院,已有好一阵儿了。一天, 我骑车从西郊到东郊去看他。先一天电视里看了个外国电影《蛇》,是个关于克格勃的间谍片,故事挺热闹。见了父亲后,我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遍电影里的故事。父亲的眼睛做过手术,视力恢复得不错。他是个性格直爽、外向的人,跟病友们关系处得挺好,连隔壁病房的人都爱过来跟他聊天。也许因为我去看他,他那天心情格外好。估计在我又一次借机跟他强调手表对我的重要意义后,他痛快地表示,回去就给我买表。日记里记载, 父亲还特别强调,他有钱呢。

回家路上,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个商场看手表。这回要买的不再是二十来块的电子表,我看的都是机械表。考察后,我陷入纠结。我发现“延安牌”表不错,带日历,但却没有夜光;“孔雀牌”样子不错,但牌子不亮,不知走时是否准确;“双菱牌” 样子不错,可又不带日历。反复权衡, 我决定买“延安牌”,但带夜光的问题也需及时补救。那时,修表的地方有种点夜光的技术。我打算买了表后, 拿修表匠那儿点下夜光。

父亲因为伤口没好就去洗澡,伤口感染,又不得不多住了几天院。他被接回家,已是腊月二十九。院子里, 孩子们的炮仗已放得很密了。过去,过年休不了几天假。大年初五,我的日记里写着:“年过完了,爸爸只字不提买表的事儿,我也从未开口。我觉得妈是说话不算数,而爸爸是好吹。他们的话如果不抓紧去做,那就算是吹了。这两天爸爸还老看不惯我。”估计,我把没戴上手表的消极情绪都挂脸上了。

日记里再次提到手表,是在这年暑假。本来,可能父母真的马上要给我买表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,四川老家的建政舅舅来我家借钱了。建政是母亲的一门远亲,但在老家,他家却和外爷家是邻居。建政长得很像《沙家浜》里的刁德一。全国到处都在唱样板戏的时候,连我们老家那样的小山村也在排《沙家浜》。那时,我大姨正长得如花似玉,是乡下公认的美人。乡亲们一致决定,阿庆嫂就由她来演。我记得阿庆嫂的裙子,用是外爷家一床最漂亮的被面临时改的; 既然建政像刁德一,那他就演刁德一。前几年,我陪母亲和大姨回老家给外爷、外婆上坟,还见到已经老了的建政舅舅。建政的一个弟弟跑到东北发了大财,衣锦还乡后,要把老家的荒山种上经济林木,我们回去时已种了好些树苗。因为我们回去,建政在家里反复播放他母亲在东北过寿的录像,以显示他们家不同凡响的实力。其实听大姨说,建政没文化,类似文盲,日子过得一直都不行。

建政舅舅的到来,使我预感到我的手表又要黄汤了。其实,母亲借没借给他钱,我也不知道。许多年后,我问母亲,她说怎么会不借呢?当然借了。

中学阶段,我的手表最终还是买了。那时,我17 岁,在高二文科班。1983 年元月11 日,我们期末考试前几天,家里给我买了手表。这时,同学们大多已戴上手表。所以,这块表没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与冲动。至于那块表是什么牌子、什么样子,日记里压根没记,我也完全想不起来了。

 

 

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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